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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上名人 喜爱花鸟虫鱼的生物学家张作人

发布日期:2021-08-05 07:17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十多年前,我曾写过一篇名为《朱洗与生物科学读物》的小文,不意被现年86岁高龄的版画家张嵩祖先生看到。他高兴地对我说:“朱洗与我父亲很熟啊!”张嵩祖的父亲张作人,是我国原生动物细胞学及实验原生动物学的创始人与开拓者。张嵩祖虽然没有子承父业,但张作人严谨、务实的治学态度,却对他的艺术人生有着重要的影响。

  2021年,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辞世三十周年。回顾他的一生,就是在不断践行科学创新的路上。

  张作人出生在江苏泰兴城南的一户书香人家,自幼聪慧好学。他的祖父张石轩曾任县官,父亲张倚毕业于两江师范学堂,精通英语和医学,中举人后赴京任官,返乡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,在徐州第十中学担任校长十余年。张作人的母亲一直在家务农,他从小便与弟妹在田间地头玩耍,对蔬果草虫产生了浓厚兴趣。张作人主编《动物学活页教材》

  在张作人4岁时,父亲开始教他识字、读古文。一次,父亲在一杯清水里放了些泥土,并故意把水搅混,然后问他:“如何能让水变清?”张作人犯了愁,不知该怎么办。这时,父亲让他放些明矾粉进去,很快水中的泥沉淀到杯底,水又清了。父亲告诉他:“这就是用科学方法来解决日常生活难题。”还有一次,父亲摘了一些野生花草让张作人临摩。没想到,一个5岁孩子的画,居然获得了邻居们的交口称赞。这更让张作人喜欢上了花鸟草虫。后来,张作人在祖父的指导下,读完了《古文观止》,又选读了《史记》等书籍。祖父喜欢看小说,他也跟着偷看完了《三国演义》,八九岁时,就能给小伙伴讲这些故事了。

  很快,张作人到了上学的年龄。那时,泰兴县唯一的高等小学设在襟江书院里。书院里多是年龄在十七八岁到二十岁的秀才,再大点的都快三十岁了。年仅十岁的张作人投考,且一举上榜,轰动了全县。

  书院里教作文的老师,是著名地理学家何桂庵。他有一次给学生出了道作文题,名为《游历可增长学识》。同学们大都从书上选一些古代名人游记,加以发挥说明论题。张作人却不然,他先写了自己游览附近的将军庙后,从碑文上获知庙的来历,又描述了庙旁的景观,以及城墙等建筑,最后写道:“我今天只在城内玩了小小一圈,在历史上、植物上、建筑工程上得到许多知识。如果我能周游全国、全世界,获得的知识将是不可限量的。”何桂庵看了他的作文后,大为喜悦,在卷面上批阅道:“取径独别,可造才也。”老师的“取径独别”四字,深深印入张作人的脑中,足足影响了他一生。

  张作人14岁小学毕业后,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江苏第一中学(今南京一中)。当同学们执迷数理化,抱怨“学生物有啥用”时,他却对生物抱有极大热情,不仅在课堂上认真听讲,放学后还到处寻找蝴蝶、萤火虫等,慢慢积累了许多生物知识。每当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,他都能对答如流,甚至融进自己的想法,因此经常受到生物老师的表扬。他们的博物学老师刘云鹄,是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者。刘云鹄带学生去钟山秋游时,会对一路上遇到的所见所闻,都一一加以解释,并教导学生,“在不同的事例上,要用不同的理论”。无论是拉马克学说还是达尔文学说,都无法解释所有自然现象。这让张作人后来即使功成名就,也不敢自立门派,仍坚持以自然界的规律,作为探索科学真谛的依据。

  张作人几乎不费力气,就通过了江苏省教育厅的选拔考试,保送到北京,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博物部复试录取,从此决定了他一生的专业道路。1921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合影(前排左三为张作人)

  一般大学博物专业有动物学、植物学、矿物学等科目,而北师高校博物部还设有地质学。张作人幸运地遇上了翁文灏和丁文江两位地质学家。翁文灏是地质学主讲老师,上课不用教材,边讲边在黑板上手绘图例,滔滔不绝如行云流水。他要求学生将授课内容及图示,记录在笔记本上,他再一一检查。当翁文灏看到张作人的本子时,露出了满意的神色。之后,翁文灏就对张作人特别关照,常带他去逛北京郊区,还边走边讲解,让张作人做记录。

  有一次,翁文灏和张作人去了西山。走到一个低洼处,老师对学生说:“这里过去是河底。”见张作人疑惑不解,翁文灏继续说:“这里的石块都是圆圆的,没有梭角,一看就是水流长期冲击而成的,而且旁边的山峰上有明显的水漫痕迹,两边位置也在同一高度。”一番话让张作人感悟到,地质学与生物学一样,都须根据实地考察,加以自己的思考,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。后来,翁文灏每次带全班学生作地质旅行,最后的考察总结报告都由张作人来执笔完成。

  “五四”以后,应学生要求,学校聘请了丁文江来校讲学。当年,我国懂遗传学的人很少,教遗传学的老师更是不易找。而地质学家丁文江竟也是遗传学方面的专家。丁文江在第一堂课上,就对同学们说:“大家知道,我是学地质的,怎么来讲遗传呢?我不是教一些具体的遗传知识,这些你们看书就行了。我是来让你们懂得,如何获得遗传学知识的方法。”

  丁文江告诉学生,遗传学有三个研究方向:一是实验生物学,二是细胞生物学,三是谱牒统计学。他说:“学科学,不可学别人的成果,而要学别人获取成果的方法。”丁文江的授课,让张作人茅塞顿开,从而引发了他对生命科学的思考。

  1921年,张作人从北师高校顺利毕业。按当时教育部要求,学生所在地方政府可出资,安排其出国考察。就这样,在泰兴县府的资助下,张作人去了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。彼时,日本开始学习西方,科学界也追随西方学者,很少有自创的理论。在日本没多时,张作人就感到,日本的课堂教材多是照搬欧洲国家的,缺乏联系实际的内容。与其这样,不如索性直接去欧洲求学!

  几个月后,张作人结束在日本的学习,提前回国。为筹措去欧洲的学费,他先后在淮安第九中学、海州第八师范学校,以及辗转到上海的吴淞中国公学、上海中学等校任教,还在上海大学、大夏大学(今华东师范大学)兼课。他教的生物学,结合实践,深入浅出,很受学生们欢迎,常常挤满教室。如此东奔西忙,再加上省吃俭用,张作人才凑足赴欧洲留学的费用。

  1927年,张作人游学欧洲的第一站是法国,学了一年法语后,进了比利时布鲁赛尔大学。他的指导老师叫朗尔曼,教的是“动物系统学”。这对张作人来说,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名词。朗尔曼是国际著名动物学家,非常严谨、博学,他说:“从生物学、生理学到解剖学等分类学,只是机械地记录科学,只有进入到哲学境界的层面,才能融会贯通,这就是‘系统学’。”他使张作人认识到,以前在国内学的动物学是平面的,而系统动物学,是时间与空间上具有相互关联的立体动物学。留学法国时的张作人

  张作人的另一位指导老师叫白里安,是生殖生理学专家。知道张作人想研究遗传学,白里安就告诉他,首先要选择好研究的材料,有的材料一年一代,有的材料一月一代;如果用原生动物,在组织结构上是一个细胞,在生物功能上代表一个生命,而且饲料简单方便,繁殖也快,一天可传一代,可以天天做实验,这样得出的结论就较为可靠。导师的话,为张作人终身从事原生动物研究指明了方向。在白里安的辅导下,张作人采用原生动物草履虫做实验,进行遗传学的研究,在此基础上撰写出《培养液对遗传的影响》《棘尾虫分裂期间核质关系》两篇论文,一举通过答辩,获得博士学位。

  1930年夏天,张作人到法国奥斯科夫海洋生物学研究所工作,结识了誉满全球的原生动物学家夏东。别人说这位教授脾气古怪,可他对张作人却一见如故,亲切和气,常常带张作人做实验,一起下海涉水,采集原始标本作研究。后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期间,张作人写出论文《培养液中的细菌对草履虫繁殖的影响》,再次获得博士学位,由此成为获得比利时和法国“双料博士”的中国生物学家第一人。

  这位夏东教授,对曾在法国留学的另一位中国生物学家朱洗十分敬重和佩服。朱洗与张作人同庚,先几年到法国留学,是第一个获得法国科学博士的中国生物学家,回国后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,1937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生物研究所。张作人紧随其后留学法国,在生物学领域,两人成为我国获得法国科学博士学位的“双子星”。他们私交甚笃,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中山大学共事,1947年共同撰写出版三卷本《动物学》,成为该领域扛鼎之作,填补了我国动物学长期缺乏教材的空白。

  1962年4月,朱洗在病重期间,对前去探望他的张作人说:“你的那部《原生动物学》写得怎样了?要快啊,青年人多么需要书看啊!”当年7月朱洗病逝,张作人没有想到,这就是朱洗给他留下的最后遗言。

  1932年,应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罗宗洛的邀请,张作人回到落后贫穷的祖国,受聘为中大生物系教授,以“科学救国”为己任,一头扎进教学和实验中。因在学生中享有极高威望,张作人遂被校方任命担任训导长。40年代后期,“反内战、反饥饿、反迫害”波及广州,中大师生积极投入爱国进步活动。张作人多次站在学生一边,为他们解释开脱。就这样,他得罪了当局。1948年7月的一天,张作人被污以“阴谋暴乱、颠覆政府”的罪名,关进牢狱,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。后经友人帮助出狱,随即避走香港。其间,越南、新加坡、美国等国的高校或机构,纷纷递出“橄榄枝”欲以高薪聘请张作人,他都不为所动。

  上海解放后,陈毅市长指示华东局教育部,尽快联系张作人,邀请他来沪执教。张作人辗转从香港经广州来到上海,担任同济大学教授兼动物系主任。香港六合最早报码室,1952年,全国高校院系调整,他来到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担任系主任,1954年创建上海市动物学会,担任理事长。

 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,全国开展“除四害”(老鼠、麻雀、苍蝇、蚊子)的群众性运动,作为学会理事长的张作人,经常与大家一起讨论,麻雀究竟是不是害鸟?张作人认为,麻雀与老鼠不同,不能人人喊打。他的想法与时任中科院生物研究所所长朱洗,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老教授薛德育不谋而合,三人常聚在一起讨论,并形成鲜明观点和充分论据。很快,全国第一篇不同意“肃清一切麻雀”的文章《谈谈麻雀问题》见诸报端。文章虽署薛教授一人之名,其实就是三人的合作之文。接着,报上又发表了《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意见》,署名张作人,也是三人思想碰撞的火花。

  此两文发表后,引起社会和学术界的热烈反响,三位教授意犹未尽,再聚且论,集思广议,由薛教授整理执笔,又发表第三篇文章《再谈麻雀问题》,重申对麻雀要加强实地观察,要以科学态度来审视其利害。益鸟不仅是国家的自然财富,它们的存亡,关系到大自然的生态平衡。不久,国家农业部门发文指出: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,在城里和林区的麻雀,可以不要消灭。之后,相关的文件明确“麻雀不要打了,代之以臭虫”,四害更正为“老鼠、臭虫、苍蝇、蚊子”。张作人赢得了人们的称赞,1963年,他兼任上海自然博物馆学术委员会主任。

  1978年,他的《原生动物细胞核质关系研究》实验项目,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,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奖。1981年,他的生物学研究成果《细胞质流对原生动物细胞核质关系的影响》,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。同年,他创建中国原生动物学会,担任理事长。张作人以人工手术方法,在棘尾虫上获得正常的“双体动物”。这一研究成果当时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。许多国际同行认为,他的研究为探索生物奥秘开拓了新的途径,是“有价值的贡献”,先后有法国、美国、比利时、日本等十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来函,要求互换学术资料。

  1984年6月,时年已84岁高龄的张作人,在华东师范大学光荣地加入了中国。张作人执教六十六周年、九十周岁庆生会上留影

  除了科研与教学,张作人还十分关注科普工作。他25岁就写出《化石》一书,作为商务印书馆“百科小丛书”之一;1928年写出《人类天演史》,又与章熙林合著《古生物》;1944年在中山大学撰写《现代遗传学》《草履虫》《变形虫》等科普读物。直到1986年,他撰写出版《生物哲学》一书,从哲学角度阐述了对生命起源、物种形成、遗传与进化等生命科学基本问题的看法,是他一生科研思想的结晶。在序中,张作人预言:“二十一世纪是生命之科学的时代,如果想懂得生命的意义,必须了解生物体上全部物质和功能,以及其间全部的相互关系。……特别希望青年生物学工作者根据自己的思想方法、科学方法从自然界获取知识。”上世纪八十年代,张作人受聘担任我国第一届动物学专业博士站博导。他带出的研究生回忆说:“张老80多岁年纪还经常到实验室来,指导我们如何求证课题、如何提取结果等等,堪称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的楷模和榜样。”《化石》《张作人文集》书影